1971年7月9日，一架巴基斯坦航空的波音707悄然降落在北京南苑。机上只有一位特殊的乘客——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，他化名“布朗先生”，假装肚子不适，从巴基斯坦“失踪”了两天两夜。基辛格在北京吃了烤鸭、喝了茅台，与周恩来促膝长谈十七个小时，然后离开。几天后，中美同时发布震惊世界的消息：尼克松将于1972年5月前往中国访问。全世界为之震惊。很少有人知道，就在基辛格到来前不到两年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曾飞到北京，寻求和解。1969年9月11日，柯西金绕了大半个亚洲来到北京，与周恩来交谈三个小时。

要想设想“如果那次和解是与苏联达成”的情形，首先得搞清楚1969年时中苏关系糟糕到什么程度。那一年并非只是口头对峙，而是打了真枪实弹的仗。3月的珍宝岛冲突发生在冰封的乌苏里江上，双方在争执中发生流血冲突；同年8月，新疆铁列克提又发生一次交锋，中国边防部队遭伏击，伤亡惨重。更令人恐惧的是，苏联方面曾向外界放出风声，甚至试探华盛顿：如果对中国实施“外科手术式”的核打击，美国会有何反应？在那种氛围下，中国社会进入高度戒备，百姓挖防空洞，工厂转移到山沟，全国处于临战状态，核威胁像一把悬在头上的利剑。

尽管如此，勃列日涅夫仍派出二号人物柯西金前往北京。柯西金从河内返程时并未直接回莫斯科，而是经停多地，绕道到北京，航程近二十小时，这种行程安排显示出莫斯科方面的迫切。柯西金与周恩来会谈三个多小时，苏方提出了一套务实的缓和方案：恢复铁路运输、恢复双边贸易、互派大使、坐下来谈边界问题。仔细看这些条目，都是可以操作的现实问题——铁路被切断、贸易中断、大使被召回、边界上还在死人，这些事不解决就无法安定。 千亿球友会

周恩来对边界问题格外重视，但对关系全面正常化的态度相当谨慎。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双方原拟在公报中写“会晤是有益的”这样的话，但柯西金刚离开，中方就通知苏联使馆把“有益的”三字删掉。苏联大使无法理解，去找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询问，乔冠华没有多说，只是抬手指向上面——暗示要听“上头”的意思，也就是毛泽东的决定。仅仅两天后，中央军委就下令全国部队进入一级战备，停止休假、禁止外出、军官立即归队。柯西金伸出的那只手，被中方拒绝了。

而仅仅两年多之后，促成中美关系转折的却是另一个国家。既然当时苏联主动示好，面对巨大的安全压力，中国为何不接这只“橄榄枝”？答案并非简单，背后至少有三重深层考量，一层比一层复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