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5年9月27日，在中南海怀仁堂公布授衔名单时，13军的情况引来不少异样目光：军长被授中将，两名副军长获少将，而作为政委的张力雄却只列为大校。按常理，军政主官级别应当接近，这一组合显得格外引人注目。

张力雄出身闽西上杭才溪，那个地方是中央苏区的示范乡，但示范之下也有贫困和艰难。他少年时曾为糊口上山打猎，一次与恶狼搏斗负伤却以剩弹击毙猛兽，这段经历在乡里传为勇敢的故事，但对张力雄本人而言，那更多是求生的选择而非夸耀的传奇。红军来到家乡招兵，他参军后凭借果断和能打能做政治工作的能力很快脱颖而出，并进入随营学校继续学习锻炼。

1934年前后，中央红军为战略转移作准备，张力雄在瑞金的一次政工会议上提出自己的看法，进入了中央领导的视线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，他奉命在白云山一带牵制敌军，负责掩护主力转移。那场战斗持续多日，伤亡沉重，但他坚守阵地，直到确认主力脱险才带伤突围并随队踏上长征。途中他一度染疟病、行军艰难，有警卫员赖国标在夹金山等险处背着他，后来赖国标因误食毒草牺牲，临终还把随身的盐和调料交给张力雄，嘱他活着把牺牲经过带回家乡。这类牺牲和失散的经历，让张力雄对个人功劳始终保持警醒，认为许多战果归功于牺牲的普通指战员，而非个人独揽。 千亿球友会

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，张力雄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并担任要职，建国后已任13军政委，从资历和职务上看有资格获得较高军衔。之所以最终被授予大校，与他本人在评定过程中表现出的态度密切相关：他认为不能把个人军功与战友分开计算，不愿意把自己抬得过高，主张根据实际情况衡量军衔。对这一结果，罗荣桓等人曾表示惋惜，但军衔评定既要遵循制度，也要顾及干部本人意愿与具体条件，因而形成了军长中将、两位副军长少将、政委大校的特殊组合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大校并非通俗意义上的低级军衔，而是校级军官中的最高等次。1955年授衔时，不少长期在部队一线的老干部由于职务变动、资历结构和个人选择，所获军衔并不完全等同于当时的行政级别。张力雄的情况只是其中较为显眼的一例。此后他并未止步：1961年晋升为少将，继续在军队和地方军区担任领导职务，1975年江西军区政委一职出现空缺时，毛泽东还曾点名称他办事可靠、能顶得住。

这件事说明，1955年的军衔安排反映的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制度与现实，而非对一个人一生的最终裁判。张力雄从大校到少将的变化，也恰恰表明授衔只是人生与事业轨迹中的一个节点。 千亿球友会